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，是慈善事业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。慈善事业发展的程度，取决于慈善文化浸润的深度。没有文化的滋养，慈善就可能沦为一时之举、少数人之事，甚至异化为作秀场、名利场；有了文化的涵育，行善才能成为多数人的自觉，慈善事业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内生动力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弘扬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铸魂工程，为慈善事业提供最根本、最持久的精神支撑。

我国素有崇德向善、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，慈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、底蕴深厚，凝结着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理念的精华。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话指出：“慈善是道德的积累。”这深刻道出了传统慈善文化的道德本质。从思想渊源看，儒家倡导“仁者爱人”，主张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把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作为处世准则；道家讲求 “上善若水”，以利物不争为至高境界；佛教倡行慈悲喜舍、普度众生。诸子百家虽旨趣各异，却在崇德向善上殊途同归，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思想根源。从实践形态看，从商周时期“保息”养民的政令，到汉唐的义仓、宋元的义庄、明清的善堂善会，慈善实践绵延数千年而不绝，形成了扶贫济困、守望相助的慈善传统。这份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，正是今天慈善文化能够深入人心、化为行动的根本所在。

传统慈善文化需要在传承中发展、在守正中创新。新时代的慈善文化，不是对传统慈善文化的简单复制，而是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基础上，实现了内涵与外延的双重拓展：从内涵来看，新时代慈善文化以“友善”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理念，超越了传统慈善“恻隐之心”的自发道德和“积德行善”的个人修为，升华为贡献社会的价值自觉；从外延来看，新时代的慈善文化也已从倡导扶贫济困等传统的慈善活动，拓展到鼓励开展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保等更广领域的慈善活动，实现了从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跨越。概言之，这种植根传统、面向时代的慈善文化，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铸就了崭新而深厚的精神之魂。

慈善文化的根本在于慈善惠民，而慈善惠民则在本质上回答了慈善“为了谁”的问题。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慈善惠民的深刻内涵：

第一，慈善惠民是慈善文化的价值归宿。弘扬慈善文化，说到底是要唤起全社会的善心善意，而心意所直接指向的，正是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之事——从扶贫济困、扶老助幼、大病救助等群众关切的现实难题，到助力乡村振兴、参与应急救灾，每一次实实在在的帮扶，都是慈善文化从“心间”暖到“民间”的过程。可以说，文化正是因惠民而有了落点，慈善则是因惠民而有了温度。

第二，慈善惠民是慈善文化的检验标尺。评判慈善文化建设的成效，不能只看前期宣传声势有多大、活动场面有多热闹，而最终还是要看帮扶的措施实不实、群众的感受深不深。群众的感受是最真实的标尺——帮扶是否及时、是否精准、是否有效，群众最有发言权。换言之，慈善文化建设的成效，最终要由惠民的实效来检验；慈善文化的生命力，最终要靠惠民的持续性来证明。

第三，慈善惠民是慈善文化的涵养之源。文化与实践从来不是单向灌输，而是双向滋养。看得见的惠民成效，会让受助者重拾生活的信心，让行善者体会奉献的意义，让更多人感受慈善的价值。与之相应，群众在切身感受的过程中，能够认识慈善、信任慈善，进而参与慈善、传播慈善，“人人慈善”的种子便由此播撒开来。在此意义上，每一次惠民实践，都是一次慈善文化最生动的播种；慈善文化的每一次播种，都将长出一棵慈善惠民的大树。可以说，慈善文化之魂播撒得越广，慈善惠民之树就将长得越茂盛。

慈善惠民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，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事业。要让惠民之路越走越宽、越走越实，离不开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保障，这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：

第一，慈善组织要以规范治理为根基。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，其治理水平直接关系慈善事业的发展质量。从组织内部来看，要加快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，构建决策、执行、监督有机协调的内部治理机制，确保慈善组织规范运行；从组织外部来看，要持续提升专业化水平，鼓励慈善组织聚焦特定领域、持续深耕，进而培育一批长期聚焦民生保障、具有专业影响力的慈善组织，让慈善资源真正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。

第二，慈善活动要以精准惠民为目标。慈善活动是慈善事业的实践载体，活动是否扎实直接关系惠民成效是否显著。在活动内容上，要重点聚焦慈善法规定的扶贫济困、扶老救孤、恤病助残、优抚等直接惠民的慈善活动，让最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及时帮扶，并积极拓展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保等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慈善领域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；在活动形式上，要推进慈善活动的项目化运作，围绕群众需求精心设计项目，培育一批叫得响、立得住、可持续的优秀慈善项目和品牌项目，让慈善惠民在一个个项目中落地生根、长久见效。

第三，慈善税收要以优惠激励为推手。税收优惠是撬动社会善举的重要杠杆，杠杆作用强则善举踊跃。对慈善组织而言，要优化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、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申请和审核程序，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便捷地享受到制度红利；对慈善活动而言，要根据不同慈善目的进行分类激励，落实慈善法关于对扶贫济困等慈善活动实行特殊税收优惠的规定，让制度导向与慈善惠民重点领域同向发力。此外，还要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推动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全过程数字化、智能化，让税收优惠更为高效地转化为激励善举的动力。

第四，慈善监管要以全程监管为保障。慈善监管是慈善事业的安全阀，监管强则慈善兴。要健全政府、行业、社会“三位一体”的慈善监管主体协同制度，建立覆盖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全过程监管机制。一是事前监管要细化审查和备案工作，规范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和公开募捐资格管理等内容，从源头上防范风险；二是事中监管要强化过程公开透明，推动慈善信息从定期披露向即时公开转变，让每一分善款都在阳光下运行；三是事后监管要在持续查处慈善领域违法问题的基础上，重视开展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合理性评估，将善款能否有效用于慈善惠民作为监管评价的重要标准，并将其与各类评奖、评级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事项相挂钩，有力推动慈善组织及其活动提质增效，让慈善惠民的理念贯彻始终。

作者：吕鑫（浙江工业大学党委委员、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、法学院院长）